卡尔维诺把死亡比喻成“世界加上你,再减去你”。个体的消亡,是从被世界“加上”的喧嚣,走向被“减去”后的寂静——这份寂静,恰在清明的雨雾中被悄然唤醒。
这是爷爷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。奶奶总说,爷爷是个喜欢冒险的人。我翻开那些泛黄的老照片,指尖触过他的脸,仿佛他只是出了趟远门,去奔赴另一场冒险。
窗外的雨下得不痛快,像谁在远处叹了口气,叹到一半又咽回去。我循着那声音望去,看见了1963年。
196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?
从江汉平原吹来的风拂过公社墙上新刷的石灰标语,整个新中国刚从三年的困难期中走出来,处在一种奇特的安静里。
在那样的岁月中,有一个叫邹荣享的青年,高高瘦瘦的,穿着一双草鞋,精神矍铄。
19岁,刚高中毕业的他在北宫大队当上了团支书,第二年就被评为“湖北省农村知识青年劳动典范”,并受邀参加省农村知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,在洪山大礼堂受到了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及省长的热情接待——那年在整个公安县也不过9个人。
“希望你们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的热爱者、建设者、贡献者,希望你们永远热爱共产党,永远热爱毛主席,永远热爱祖国和人民。”
他干工作有一种近乎笨拙的认真。
21岁时,他被调往新口公社做团委书记。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喇叭,通知开会全凭两条腿。天一擦黑,他就出门,走过坟场,挨家挨户通知明天开会。坟场的磷火忽闪忽闪的,像一双双蓝眼睛。他也不害怕,但怕也不行——因为公社的会就在明天,消息一定要递到。那时候,他不知道这辈子还有好多夜路要走;好在,他从来不怕冒险。
那时,三线建设、四清运动如火如荼,他去了洪湖,一去就是整整两年。洪湖的芦苇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他天天在工地上,夜里听水鸟扑棱棱地飞。他不说苦,只当又是一场冒险。
后来,他当上了南闸区秘书长,给一把手写材料。他写得一手好字,钢笔字毛笔字都好看。区里的干部们说,邹秘书长的材料,是一个字都不用改的。
在湖北师范学院念函授时,校长对他说,想拿到学位,先写四篇论文。他也不问,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,点起煤油灯,连熬几个大夜,果真在最短的时间里交出来了四篇。有老师想让他留校任教,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,说,不了,我是大哥,家里还有6个弟弟妹妹要照顾。
人也不能总是无私的。晚年的他向我提起此事,忍不住摘下老花镜抹泪,对没有留在黄石十分遗憾。
再后来,他相继当上了黄山镇镇长、水利区区长。水利工作拿奖,计划生育工作也拿奖——再难干的活也能被他干得漂亮。整个藕池镇几乎没有人没听过邹秘书长的名字,人们说他能吃苦,说他公正清廉,说他既装着事,也装着人。
但他对自己却很苛刻。舍不得吃穿,衣服上补丁摞补丁,一双解放鞋磨破了也穿,不抽烟也不喝酒,只喜欢看书写字和吃甜食。
好景不长,48岁的他身体每况愈下,卧病在床好几年。家中时常有人来探望,他又原封不动把东西还回去。腿动不了,但心还可以远行。他考了律师资格证,又读了电大,仿佛冒险还没有结束。
年纪大了,他总忘事,但还记得自己是在土改第一年当上了少先队队长。我哭笑不得,都说人越老越像小孩,他身上的执拗倔强一览无余,但独独对我最耐心、最细心。闲来无事时,就拿个本子写我从小到大的荣誉——小到拉丁舞等级,大到获得几次奖学金……哪怕手指早已因风湿扭曲变形。我不知道他伏在灯下记这些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。是在想当年那个走过坟场的自己,还是在想,这个孙女,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冒险呢?
小时候,他每天骑着老式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,教我写毛笔字,告诉我无论何时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、往大城市走。在每个人生阶段,我几乎与他无话不谈:大赛遇瓶颈,评优评先之争,考研失利……他对我除了支持就是鼓励。
“颖颖,你一直是爷爷的骄傲。”
终于在2024年等来了好消息——我考入天门法院。他说,天门天门,是老天给我开了天门,也是凭我自己的努力开了天门。只可惜,他直到第二年离世,始终因身体原因也没能来到天门。
爷爷离世后,我竟一次也没有梦见他。听说亲人不来梦里是因为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——我喜欢这个说法。或许他正在槐花树下就着最爱的麻糖看书,或许正和公社青年们扛着锄头走在清晨的田埂上。阳光正好,就像1963年那个充满希望的春天,他还是那个穿着草鞋、眼里有光的19岁青年。他也一定知道,孙女正带着他的期望,在天门法院的岗位上辛勤耕耘、捍卫公平正义——就像当年的他一样。
人类纵使再伟大,也要变为骸骨归于尘土,或许死亡并不是终点。就像邓布利多对哈利说:“死亡不过是另一场伟大的冒险。”
爷爷,您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冒险——走过坟场、跑遍水利工地、在病榻上考下律师证。这一次,大抵是您人生中最盛大的一场。如果可以的话,我不想要您的庇佑,您庇佑自己好不好?庇佑自己平安健康,不受病痛折磨;庇佑自己想读的书都能读到,想去的世界触手可及;庇佑自己在另一场冒险中披荆斩棘,继续对抗贫瘠的无常。
但我仍留一盏烛火,等待冒险之人。
我等您,也替您去看这人间的年年春草,奔赴属于我的下一场冒险。